74岁的倪润峰再度进入公众视野，是其刚刚入选中国改革开放杰出贡献拟表彰对象之一。四川官方推荐了两个人，还有一个是刘永好。
上一次有倪润峰的公开消息，则要追溯到七年前了：他被免去四川省政府顾问职务。作为四川长虹的前“掌门人”，倪润峰年满60岁时就从四川长虹离职了，当时仅留“省政府顾问”一职。
退休后的倪润峰不再抛头露面。每年受邀参加长虹的岁末联欢会时，也并无太多言语，一般看完节目演出后就“起身离去”。
他能说什么，他又能做什么？四川长虹，今天已经淹没在中国股市3000多家上市公司中，没有任何光彩了。从1994年3月11日上市至2004年7月8日倪润峰离职，四川长虹复权后股价从19.69元起始，最高触及214.22元，今天它的股价已是一落千丈，只有2.46元。
但是，20多年来从这个市场走过来的许多投资者，却都清楚地记得，四川长虹曾经给他们带来过希望。这一切，莫不与一个人紧紧相连，这个人正是倪润峰。
纵横商界二十年，历经两度起落，倪润峰的点滴皆传奇。
倪润峰时期的长虹产值、上缴利税长期占到绵阳市的半壁江山，企业营收规模增量甚至一度影响到了四川省的GDP增长。有数据说，那个时候，绵阳财政的4元钱，有1元是来自长虹；四川财政的8元钱，有1元钱来自长虹。
左拿《三国志》，右擎《红楼梦》，倪润峰素以善谋略著称，有人说他靠两本小说经营长虹。
在倪润峰的职业生涯中，“价格战”始终与他相伴——他喜欢冒险，他咄咄逼人，他独断固执。赏识他的人说：“倪润峰是一个又犟又倔的理想主义者。”也有人说：倪润峰在规模经济学上学得不错，但在社会关系学上的成绩却不及格。
事实上，他既契合了那个时代，又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那个时代。
如今倪润峰的门生遍布四川政商圈，包括四川发展董事长王凤朝。王凤朝35岁就以运营执行总裁的身份执掌四川长虹生产和经营大权，王凤朝之所以被青眼相加，据说此人的行事风格颇得倪氏神韵。
近日，川投集团总经理刘体斌也撰文回忆了他眼中的倪润峰。刘体斌曾在长虹公司工作30多年，进入领导班子较早，得以有幸与时任企业掌门人倪润峰共事，当年近距离的言传身教和学习感悟至今令他受益匪浅。
今天成都财经圈把头条留给倪润峰，也是向四川这位最有个性的企业家致敬！我们相信功过是非，历史自有评说。
倪润峰系山东荣城人，少时入川。1985年5月，刚过不惑之年的他出任长虹国营机器厂厂长。
长虹集团的前身，是一家生产军用雷达、代号为“780”的军工企业。19年的时间里，倪润峰将这个当年偏安一隅的国营小厂打造成了全球第二大彩电基地。
在位于绵阳的长虹总部，倪润峰曾把自己的办公室设在厂区边一栋不起眼的小楼里。据说是因为长虹厂区里严禁抽烟，而倪润峰又嗜烟，在这栋小楼里，他可以毫无顾忌地抽着烟办公。
吞云吐雾中，倪润峰使出的最“凶悍”手笔，是他猝然发动的数次价格战，也由此将长虹推上彩电市场的制高点。
1989年，为抑制市场过热的抢购风，国家针对彩电行业的调控政策出台，每台彩电征收600元特别消费税。原本火热的彩电市场一下子降温，陷入疲软。
眼看工厂账上的流动资金只剩下了1000多元，倪润峰在当年断然做出了一项惊世决定：在全国范围降价，每台让利350元，同时保证国家的税收一分不减。
这是中国家电业有史以来的第一次降价。消息一出，业界一片哗然。他们纷纷向国家有关部门告状，称长虹严重违反国家物价政策，强烈要求上级主管部门给予严厉制裁。
在最困难的时期，甚至有人提醒：“老倪，小心蹲班房哟”！
现在的人们可能已经很难理解，当年彩电企业自主定价销售居然会冒牢狱之灾。据说长虹那次降价还惊动了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李鹏在一次会议上对长虹的举动作了正面的评价，舆论才逐渐平息。
不久之后，国家出台了关于取消彩电特别消费税的决策。原来忙着奔走告状的同行厂家这才如梦初醒。当他们开始发力销售时，长虹的20万台库存彩电已经销售一空。
至今，成都许多老市民还依稀记得，倪润峰在上世纪90年代前后，多次身披长虹电视促销彩带登场促销的精彩一幕。那时候，在成都天府广场的老百货大楼彩电柜台前，倪润峰显得格外年轻，一张憨厚的笑脸，亲切面对每个前来咨询的顾客。
但当时倪润峰的压力有多大外人难以想见——没有将个人得失置之度外的勇气，没有为了企业生存破釜沉舟的担当，没有为了企业发展义无反顾的决心，倪润峰是断然做不出降价这个决策的。
1996年，面对大屏幕洋彩电的大肆“入侵”，倪润峰再次发动了价格战。
他说，“我思考了整整一个冬天，直到春节还在算账，考虑来、考虑去，得出的结论只有一个——不降价不行！”
随后，其他中国厂家纷纷跟进，打响了彩电业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价格战。经此一役，到了90年代后期，日本家电企业逐渐失去了原有的领先优势和品牌号召力。
当年4月，长虹的销售额跃居市场第一。到1996年底，在全国彩电市场上，长虹等国产品牌已经占到了70%以上的市场份额。多年后，创维集团总裁张学斌也表达了他对倪润峰的钦佩——
1996年在整个市场非常混乱时，他敢于首先发动价格战，这种价格战打下来当然对产业本身是有伤害，这是一把双刃剑，对国内品牌有伤害，但它带来的是什么结果呢？
就是国内市场相对集中，形成了经营的寡头，如果说还是打乱仗，还是诸侯混战的局面，那产业会非常乱，很难形成比较强大的力量抵御外来的竞争。倪总发动的价格战，尽管大家很艰难，活的很艰苦，大家不能挣钱了，企业很长一段时间不能挣钱，有些生存能力差一点、抵抗力差一点的企业就过不了冬，冻死了，剩下的就是身强力壮的，或者生存能力非常强的，这也就锻炼了剩下的一批企业集聚国际竞争力，这与倪总发动的价格战是有关的。
当然也有人说倪总是行业的老大，这个老大没带好头，但我们反过来看，这种血拼带来的是大家生存能力的提升，最终中国市场在跟外资品牌竞争中赢得了主动，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从这一点来讲，我内心还是非常敬佩倪润峰。
几次豪赌，倪润峰都赢了，声名鹊起，成了商界仰慕的中国“巴顿”。
1997年，倪润峰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这个荣誉与肯定，足以令中国绝大部分企业家望尘莫及。同年5月，他成为亚洲企业界摘取日经亚洲大奖的第一人。
日本同行密切注意倪润峰的一举一动，将他视为未来的敌人。
倪润峰的身上则有诸葛武侯的影子——事无巨细，身必躬之。倪润峰创造了“倪氏二五三单元工作法”，即一年有50%的时间跑市场，到销售第一现场掌握实情及督导销售工作；另外50%的时间从事经营管理，到生产第一线指导工作。他还将一天工作分成三个单元，上午四小时与产销第一线领导共商长虹的发展大计，下午四小时与国内外洽谈业务，晚上四小时从事学习、算账理财。
只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价格这个双刃剑最终让长虹走上了中国最大彩电基地的神坛，也为长虹后来陷入困境埋下伏笔。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一直高速运转的长虹列车骤然减速。
倪润峰想到了囤积上游原材料彩管，希望以此确定垄断地位。
在公开场合，倪润峰声称：“长虹的彩电必须要进入垄断，这是我的目标”、“彩电的成本，我认为长虹应该是最低的”等。毫无疑问，倪润峰此举引起全行业恐慌，对手们一边到彩管厂登门订购，一边到信息产业部告状，倪润峰的“垄断梦”最终落空。
由于倪润峰一意孤行，长虹成为同行们的众矢之的。
1999年，倪润峰被逼无奈，再次“开闸放水”，走回了价格战老路。
棱角分明的倪润峰终因固执、冒险的个性而陷入困局！因净利下滑，56岁的倪润峰在2000年暂时下课，对外宣称是因“健康”原因退居二线。
倪润峰在长虹的地位一言九鼎，倪润峰对绵阳市乃至于整个四川省的贡献妇孺皆知。但还是说下就下，说上就上，居然没有多少回旋余地。在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背后，长虹真正的发言者是大股东，“大股东”的另一个名字叫做“上级主管部门”或“行政性力量”。
倪润峰“被辞职”之后，给老对手TCL李东生捎去一封短信。倪告知李东生，自己已离开长虹，对双方曾经的合作表示怀念。这一幕极具象征意义——当年，初掌TCL的李东生曾率领团队，远赴绵阳向倪润峰求经问道。而今，李东生通过资本运作，成为国际化战略突围的新旗手，而倪润峰却黯然离职。
倪润峰另一遗憾，是李东生早早完成了对TCL集团的MBO，上市后身家逾10亿元。而倪只能感叹：“长虹没有别人那么好的运气。”
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国营企业家的命运是可以截然不同的——少数人成为产权改革的受益者，更多人的改革之旅无疾而终。很不幸，倪润峰属于后者。
而之所以走到这个困局，财经作家吴晓波曾如是分析：“作为一家中西部地区的最大家电企业，又带有军工背景，其‘高贵’身世及显赫战绩反倒成了长虹转制最大的阻碍，种种产权变革方案似乎都不适合长虹，在这样的拉锯与争论中，倪润峰数次坦言‘绵阳当地政府对企业的过多关心，有些不该政府关心的也关心。’他甚至还提出了‘迁都’的想法，想把长虹总部搬离绵阳、甚至迁出四川省。渐渐地，他成了国有大股东眼中的另类。”
8个月后，倪润峰再度复出。当时背景是：从1999年始，长虹业绩连续下挫，2001年中报每股竟然只有一分钱的利润。危难之时，他重掌大权，力荐员工读《红楼梦》。
他说：长虹最大的敌人是自己，能打败长虹的也只有自己。居安思危，超越自我，别无选择。
披甲上阵后，倪润峰还更多了一些思考：如何将长虹集团从产权上一分为二？将集团与上市公司的职能剥离，是所有大型国有企业进行产权改革必经的第一步，其后的步骤就应该是对上市公司的股权进行改造，然而，倪润峰走到这里，就再也寸步难行了。
为此，他连烧三把“大火”：大范围降价、推出精显王背投彩电、为长虹的大企业病开药方。更为重要的是，倪润峰要做的就是通过长虹国际化来证实自己。但倪润峰此次布局海外选择的主要伙伴是在国内已经臭名昭著的美国APEX公司，后来发生的一切，让长虹陷入了巨大的财务黑洞之中。
郎咸平在一份长虹案例分析报告中披露：“从2000年开始，长虹搞了一个高达10亿的代客理财，代客理财应该计提跌价准备，但是长虹没有按照程序计提短期投资跌价准备。长虹对此的解释是，这些应收账款都在1年之内，根据经验都可以在第二年收回。根据长虹的报表，我们发现他2000年有99.92%的一年期应收账款，2001年有99.80%，2002年有99.76%都不计提，而这些应收账款从来没有收回来过。”
郎咸平推定：“长虹为什么要储备这么多的可计提资产呢？我认为只有一个结论：倪润峰是想等到MBO时机成熟，一起计提，使长虹成本上升，造成企业亏损假象，股价下跌，企业净资产下降，他可以低价收购。”
或许，最初倪润峰布局海外市场或是有着政绩要求的压力，或是精心为自己的MBO计划设局，如今已经不便置评。一个事实是：2004年，长虹巨亏36亿元。巨亏当年，四川省有关方面宣布倪润峰“退休”。其时，倪正在北京开会。
颇有意味的是，倪润峰离职当天，四川长虹股价低开高走，收涨1.08%。资本市场以这种极其平静冷酷的方式，送别了这位四川长虹的缔造者。
“我们有世界上最昂贵的企业制度和最便宜的企业家”——经济学家周其仁说过的这句话，似乎就是送给倪润峰的。
昨天，74岁的他以“中国改革开放杰出贡献拟表彰对象之一”的身份突然进入公众视野，也算是官方对他离开长虹14年后最高的一次评价，过不掩功，功勋卓著，评语不吝赞美之词——
“他顺应时代潮流，勇于尝试与探索，科学地把军工技术、工艺、检测及质量控制手段移植到民品研发生产上，实现单一的军品生产到军民品结合的战略转移，带领长虹率先成功探索出企业“军转民”道路。将长虹从一个普通军工企业打造成价值百亿级的中国彩电大王，为中国彩电业走向世界奠定了良好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