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部分具有影响力的交易场所相关产品或下线、或大幅提高保证金比例，似乎对OTC模式敬而远之。原因就是投诉，还是投诉。OTC模式属类期货交易活动和喊单致使亏损两块成为了主战场，也是投诉人常用的交涉筹码。
OTC模式不应认定为类期货交易
从现有投诉来看，认定OTC模式为类期货交易主要集中于这几点原因：标准化合约、操纵价格、集中竞价、撮合交易，以及获利实现的方式。
1、从标准化的程度来看，《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二条明确对期货合约的标准化程度进行了规定：统一制定、特点时间、特定地点、特定数量、特定的价格，也即是商品名称、品级、数量、质量、交割时间、地点都是确定的，不能做出任何修改，更不能提前申请交割。OTC模式的标的物是现货商品，买卖双方并不能确定所有交易要素，尤其是交割时间。交易商可以随时发送交收指令，而不受合约的约束。因此从标准化的程度尤其是交割时间这一核心要素来看，非期货的标准化合约。
2、价格形成的机制。期货价格产生于交易，多空双方通过不断交易产生价格，双方的力量比，形成了涨跌幅。交易的价格，指向是交割时的定价，是对未来价格的预判。因此，期货交易行为具有发现价格的特性。OTC模式下的产品价格是参考国际相关商品指数，结合人民币汇率等因素，采取连续报价的方式而产生，而非取决于交易行为；买卖双方交易的价格即某产品的即时价格，是希望以此为交割价，而非对未来的预判。因此，交易行为仅仅反映交易商对现时价格的认可，不具备价格发现的能力，与期货交易完全不相同。
3、集中交易是指多个买主和与多个卖主之间，通过指定的经纪商把委托传送至交易市场，随后交易系统按照价格优先、时间优先的原则对不断进入的投资者交易指令进行排序，将买卖指令予以配对竞价成交，本质上说是一种买卖双方主动行使指令以驱动交易的制度。OTC模式则是某一特定的客户与会员单位之间的一对一交易，交易商与交易商之间无法进行交易，也不存在按时间优先、价格优先的配对原则。交易商根据现时报价，做出多空的指令，会员单位根据交易商的指令被动进行对手单操作。本质上是一种单方主动行使指令驱动交易的制度。
因此，与集中交易截然不同，也根本不存在机制和动机对双方进行撮合交易。近期某高院做出的判决中认为，交易场所聚集多个交易商和某一会员单位进行交易，应认定为集中交易。对这种片面从字面上理解概念的行为，实在令人汗颜。
4、实现利益的方式。所有涉及交易的市场行为，均是以获取利益为最终目的，片面以获取利益方式的不同为区分期货交易和现货交易的标准，显然不妥，更没有法律依据。股票、基金也是通过涨跌幅获利，难道也属于期货交易吗。何况，是否进行所有权的转移，即交割，主动权在于交易商，而非机制上不能实现。
喊单与亏损不存在必然关系
喊单、甚至部分投诉人称对方故意喊反单致使其亏损，这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交易产品的走势，是由国内外环境、市场供求和报价模式决定，市场人员的研究，会为其对该产品的走势判断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但要确定某个产品在短时间内的波动幅度以及方向，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从逻辑上讲，如果一个人能够准确的判断走势，甚至能精确到对他人提供与行情恰恰相反的操作建议，那他何必含辛茹苦的去喊单，只需用自有资金不断操作就可以闷声发大财了。
同时，OTC模式下的交易产品公开透明，交易商完全可以通过网络等媒介，查询到相关产品信息和研究方法。因此，他人的操作建议能否完全作用于一个成年的交易商，甚至对其产生误导，这点值得商榷。
所以，喊单行为或许会对交易商的判断产生影响，但无论交易商是否选择采取喊单人的建议，所做出交易指令仍是根据其主观意识，取决于投资背景、资金实力、知识水平、欲望等与交易商息息相关的因素。故喊单与交易结果、尤其是亏损，不存在必然关系。如果交易场所需要为交易商的主观意识买单，那无论什么模式，这个市场只能走向灭亡。
大宗商品现货电子交易在我国属金融的创新。从历史上看，金融的创新与监管往往是在探索中磨合，在磨合中发展，直至法律的确权。如何安稳的度过这个时期，是每个交易场所急需解决的问题。
1、合规才是生存之道。从交易场所内部来看，缺乏合规管理是投诉的内因。一是对交易商的筛选方面，是否进行了适当性审查。该交易商是否具有相应的风险承受能力、是否清楚了解交易模式和产品、是否具备相应的投资经验。盲目的拓展业务，放任不适格的交易商入场，徒为日后转为投诉埋下伏笔；二是内部控制方面，是否有严密的程序设计和展业行为控制。从交易商的开户审核、回访录音、风险提示、投资者教育等步骤，应有一套严密的流程，有专人负责、有证据留底。既为保护交易商的合法权益，也为日后投诉处理提供依据。
从会员单位的准入，到其工作人员、居间商的展业渠道和营销行为，应建立完善的制度进行管理和监督。过往粗犷蛮荒式的发展已不再适合现时的大环境，现在生存才是第一要义，仅依靠交易场所做合规，会员单位不顾一切往前冲的模式只会让整辆火车脱轨。
2、主动与监管层沟通，尽力为政府缓解维稳压力。交易场所作为所在地政府的金融创新之举，既满足了政绩的需要，也在税收和就业等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如果交易场所带来了闹访甚至集体性行为等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那毫无疑问，政府将坚决站在维稳这一边，对交易场所施加压力。因此，交易中心应做好以下三点工作：一是建立舆论监测渠道，关注有关论坛、贴吧、维权群等媒体，发现重大舆情应有应急方案并尽可能化解，必要时向监管部门报备；二是与监管部门建立常态化的报告制度，及时将投诉的处理进展和结果向监管层报备，让监管层“心中有数”；三是善于运用各方资源去处理投诉。在投诉的处理过程中，可引入中立第三方，如律师、民政司法部门的调解人员等，既可降低投诉人的质疑，又为固化调解成果增加公证力。
3、勇于开拓司法途径解决投诉，这也是笔者最想表达的观点。不得不承认，通过司法途径，将让交易场所背上一定的法律风险，甚至部分交易场所根本无法承担败诉的风险。但仔细想想，目前投诉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什么，99%都是亏损。没亏钱之前，交易场所是合法的、交易模式也是合法的、甚至对喊单人都以老师相称。投诉人希望通过投诉闹访等形式，将责任转嫁到交易场所上，以挽回损失，以实现一次毫无成本和风险的旅程。现有的做法大多以“私了”解决，这往往造成恶性循环，导致投诉处理完一个又出现一个。
因此、交易场所应巧妙的顶住政府压力，尽可能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国家大力倡导依法治国，也应该让纠纷回归司法裁判的路径上。即便要协商解决，那也可上了法庭，在法庭的组织下达成和解。而非仅仅与投诉人通几次电话便“私了”了。面对恶意维权者，对其带有威胁、敲诈勒索、网上煽动等言论应作好证据收集，必要时应报案让警方介入，而非单方面的寻求和解，更不应一味的放纵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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