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记者对话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研究员顾雷
新京报：在这次清理整顿“回头看”活动中，特别是2月17日深圳4家大宗交易所因涉嫌金融诈骗犯罪被查关闭，由于都是广东省贵金属交易中心的会员单位，因此，交易场所再一次成为清理整顿的一个焦点。你认为各地金交所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多的不规范行为？根本原因有哪些？
顾雷：原因很多，成因也很复杂，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就是对金交所的监管存在代位失当和法律制度疏漏。过去，“一行三会”虽然针对金交所的核心业务——非标资产出台了文件予以规范，但其监管对象仍以银行为主的传统金融机构，并未专门从金交所角度给出系统的监管办法。
目前我国对金交所监管遵循“谁批谁管”，这种“归属地管理”原则就是由地方金融局对金交所实行全面代管。问题是，金交所开展的类资产证券化、股权转让、资金募集、收益权转让、信息撮合、资产投资回购和定向融资计划，具有较强的专业性，这些业务基本都是围绕证券法、信托法和保险法等开展的，只有“一行三会”才了解这些业务实质。而地方金融局不属于三会管辖，长期以来没有制定专门的监管法律，也谈不上形成系统的监管制度。
于是，金交所无形之中成为游离在一行三会监管体系以外的一种特殊代管存在，开展业务在金融办备案即可，经营模式有较大的灵活性，越来越多成为互联网金融平台项目增信或销售的重要渠道之一，有时甚至成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新宠。
在这种情形下，不少地方交易所实质上是处于监管的真空地带，创新品种越来越多，积聚的风险也越来越高，确实到了必须清理整顿的地步。
新京报：在这次“回头看”清理整顿活动中，一个需要清理整顿的就是部分地区盲目重复批设交易场所导致过多过滥的问题。你长期从事金融资产管理和交易工作，认为究竟留存多少家金交所才算适合？标准又是什么呢？
顾雷：这是一个地方金交所存在数量与全国总体布局之间的博弈问题。我们虽然不能因为个别金交所出现一些不合规的问题，就全盘否定金交所运营的合法性，或者说，不能因为金交所存在泛滥现象就基本否定金交所存在的合理性。但是目前全国金交所、股权交易中心多达100多家，就是最大的隐患。
我们认为，每个省设立1家金交所就可以满足金融资产交易的需求了，合理布局，统筹规划。既然是电子化的交易系统，没有空间障碍、地域差别，为何还要那么多金交所和股权交易中心呢？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我们分辨不清楚互联网金融平台和金交所交易中介，这才是最让人担心的事情。
避免向C端客户销售理财产品
新京报：目前，部际联席会议有关成员单位正积极指导“回头看”工作各项整治措施和政策要求落实到位，将继续开展监管套利、空转套利、关联套利的“三套利”专项治理，你怎么看？
顾雷：两件大事必须在今年完成。一是确保交易中介机构杜绝信用担保。现在网络贷款平台(P2P/众筹)与金交所合作，大多涉及债务转让、收益权转让、定向融资计划等信用交易。建议金交所通过互联网在面向B端(机构投资者)的理财业务时，特别是认购其定向融资计划等产品，金交所必须引入第三方的强担保措施，拒绝信用担保，拒绝空转套利，最大化保护投资者利益。
二是避免向C端客户销售理财产品，拒绝关联套利。部分金融资产交易所和新设立的地方金融资产交易中心均已涉足C端(个体投资者)理财业务，正在将一系列次级贷、次级债卖给普通民众。如果金交所将不良资产等高风险债权打包为理财产品售予个体投资者，或者拆分转让收益权变相突破200人的界限，一旦发生兑付风险，就会波及更大范围的个人投资者，可能引发更大问题。
新京报：对于金交所整治，你还有什么建议？
顾雷：要压缩全国各地的金融资产交易所和股权交易中心。根据我们初步统计，目前我国各地有60多家金融资产交易所(中心)，40多家区域性股权交易中心，共计有100多家金融类资产交易场所。说实话，它们之间的区别并不很大，开展的业务基本雷同。
2017年1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发展区域性股权市场的通知》，对区域股权交易中心的发展做出了纲领性安排，总体上限制每个省只能设置一家，已经两家的需要合并。这是“回头看”清理的第一步，先规范地方区域性股权交易中心，再规范全国性金融资产交易所。为此，我们呼吁《区域性股权市场监督管理试行办法》尽快出台，明确各地股权交易中心的制度性安排，今年就先从金交所和股权交易中心瘦身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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